虚假流利陷阱:当“够用”的英语比没有英语更糟

TL;DR — 半懂不懂一门语言,比完全不懂更糟。
完全不懂会让差距显而易见:大家同意请一位口译员,并围绕口译重新安排会议。
半懂不懂则会掩盖差距:听起来流利的错误被记入纪要、视为已达成一致;代价要到数周后的合同审阅时才浮现。
航空监管机构在 2008 年针对这一机制采取了行动。医学研究自 2003 年起就在统计它。董事会却还没有。

如今每一场跨国会议,默认使用的都是一门没有人完全掌握的共同语言——几乎总是英语。这种安排感觉上行得通。本文余下的部分是证据,说明它行得通的程度远不如人们以为的那样。证据来自三个相互独立的研究领域(航空安全、医疗口译、国际商务研究),同时也会正视目前已发表的最有力的反方论点(外语效应)。

会议室里有多少人在用第二语言工作?

全球约有 15 亿英语使用者,其中约 4 亿是母语者;其余 11 亿人是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附加语言来学习的(David Crystal,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剑桥大学出版社,第 2 版,2003;Ethnologue 使用者人数估算)。在任何一场跨国商务会议中,这一比例通常比全球平均水平更悬殊,因为英语在职业场景中的占比偏高。

EF Education First 每年发布一份覆盖 100 多个国家的英语熟练度指数(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其中“非常高熟练度”的定义是能够*“在社交、职业和学术场合使用细致入微的语言”。大多数被测人群达不到*这条线。各国的中位数落在“中等”档;“高”和“非常高”集中在少数北欧国家和个别东亚经济体。

实际上,全球商务会议的参与者大多处在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框架的 B1 到 C1 之间——足以应付日常对话,但不足以在不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争论合同措辞、监管细节或技术边界情形。

本文余下的内容,谈的就是这群人。

失效模式 1 ——虚假精确

听起来流利的非母语表达,是这一领域代价最高的失效模式,因为它抹去了“有些地方需要核实”的信号。

Lev-Ari 和 Keysar 的研究表明,听者会认为带有非母语口音传达的信息可信度更低,即使内容完全相同,说话者也只是在照稿朗读(Why don't we believe non-native speaker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10)。这种偏见是自动的、稳固的,而且是单向的。

同一偏见的另一半,在商务中代价更高。当非母语者说出一句听起来流利的话——语法正确、语调自然——听者会假定理解是对称的:既以为说话者对周围的讨论,理解得和他表达自己那句话时显得的一样好,也以为听者对说话者的理解,和对方说话时显得的一样好。这两个假设往往都是错的。

Tenzer、Pudelko 和 Harzing 调查了 15 个跨国团队的员工,发现人们感知到的语言水平会系统性地抬高信任判断,而被归于对方的能力往往并不可靠(The impact of language barriers on trust formation in multinational team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4)。

会议室里的机制是这样的:

说话者说出一句语法正确、但含义偏差了 15% 的话。
听者听到的是流利,而不是那 15%。
没有人提出澄清问题,因为这句话“听起来没问题”。
那 15% 的偏差,被作为已达成一致的内容写进了会议纪要。

一句信心十足的错话,比一个明显的差距更危险,因为 差距会引来追问;虚假的清晰却会被记入纪要。 这就是虚假精确——在共用的不完美英语中工作时,承担主要后果的那笔代价。

Volk、Köhler 和 Pudelko 回顾了跨国公司中第二语言(L2)处理的认知神经科学文献,报告称专业人士使用非母语工作时,工作记忆、处理速度和情绪调节方面会出现可测量的额外负荷(Brain drain: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foreign language processing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4)。在这种负荷下,最先消失的是细微差别——限定语、缓和语、条件从句和反驳论点,而母语者几乎不假思索就能运用这些。

国际商务文献记录了由此产生的可观察后果:本可以在母语会议中占据主导的资深领域专家,被迫使用英语时,成了会议室里最沉默的人(Tsedal Neeley,Global Business Speaks English,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2;Neeley,The Language of Global Succes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7)。他们沉默,并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因为用英语表达自己真实观点的代价——找到正确的动词时态、既要留有余地又不显得闪烁其词、既要限定又不显得软弱——超过了保持沉默的代价。

于是决定由能够流利表达的人来做。而这些人,通常并不是知道得最多的人。

Hinds、Neeley 和 Cramton 把这称为语言作为“引雷针”(language as a lightning rod):语言水平成为地位的替代指标,而地位决定谁来发言(Language as a lightning rod,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4)。会议室里最有见识的人,成了最不善表达的人。

失效模式 3 ——流利压过权威

在任何以共同英语进行的谈判中,以英语为母语的一方在任何实质内容交换之前就占有优势。非母语一方要把一部分认知预算花在语言生成上,而母语一方则把全部预算用在实质内容上。

这是一种可测量的处理不对称,而不是性格差异。上文引用的神经科学综述报告称,同一个人使用 L2 与使用 L1 完成同等任务时,工作记忆会下降约 20–30%。放到一场实时谈判中:非母语一方只能动用约 70% 的认知预算,而母语一方可以全力以赴。

明显的后果并不是非母语一方说得更少,而是非母语一方同意得更多。 缓和语消失了。“我想我们或许可以考虑”缩成了“好的”。母语一方得到了想要的措辞;非母语一方觉得自己得到了想要的大部分;差距要到数周后的合同审阅时才浮出水面。

这是语言税中最难在当下察觉、事后又最昂贵的部分。

最有力的证据:“够用”的英语真的会致命的地方

上述三种失效模式在研究文献中都有充分记录,但持怀疑态度的读者可以把它们当作关于感受的“软科学”发现而不予理会。支持这一论点的最有力证据,来自两个领域:在这两个领域里,第二语言英语是对照硬性结果进行衡量的,而监管机构也已经根据数据所显示的情况采取了行动。

航空——当 ICAO 监管这个问题时

特内里费,1977 年 3 月 27 日。 一架荷兰皇家航空(KLM)的 747 与一架泛美航空(Pan Am)的 747 在洛斯罗德奥斯机场的跑道上相撞。583 人遇难,至今仍是航空史上最严重的事故。调查认定了若干促成原因,其中包括一次不规范的无线电通话。KLM 机长 Van Zanten 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使用第二语言英语,对塔台说 “we are now, uh, at takeoff.” 塔台回应 “OK.” Van Zanten 的措辞有歧义,既可理解为 “我们已在起飞位置”,也可理解为 “我们正在起飞”;而同样是第二语言英语使用者的泛美机组当时仍在跑道上。ICAO 和各国当局随后的改革引入了标准化用语,专门用来消除这类歧义(西班牙航空管理局最终报告;SKYbrary 案例研究)。

Avianca 052,1990 年 1 月 25 日。 一架波音 707 燃油耗尽,坠毁在纽约科夫内克(Cove Neck)附近,73 人遇难。机组在与纽约空管通话时使用第二语言英语,报告自己 “running out of fuel”——这个说法并不存在于 ICAO 标准用语中,空管也没有将其理解为宣布紧急状态。标准术语 “fuel emergency” 或 “minimum fuel” 始终没有被使用。NTSB 的最终报告把机组未使用标准用语列为可能原因之一(NTSB 航空事故报告 AAR-91/04)。

监管层面的回应。 2003 年,ICAO 通过了语言能力要求(LPR)——附件 1(人员执照)和附件 10(航空电信)——把经证明的英语能力定为全球国际航班机组和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执照要求。该要求定义了六级评分量表;4 级(“运行级”)是国际运行的最低要求。 低于 4 级,执照不能用于国际飞行。实施截止日期为 2008 年 3 月(ICAO Doc 9835,Manual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CAO Language Proficiency Requirements)。

监管者在此的推理,就是本文的论点,并被写进了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在高风险沟通中,“够用”水平的非母语英语是不安全的;要么每个人都达到规定的运行标准,要么就不能驾驶飞机。

医学——当对比可以衡量时

另一个有硬性结果的领域是医疗口译,而这里的对比更加清晰:同一次临床接诊,同一位患者,有经培训的口译员与没有口译员。

Glenn Flores 及其同事对两家儿科急诊科中 57 次急诊接诊进行了录音,接诊对象是说西班牙语、英语水平有限的患者,并统计了每一处口译错误及其潜在的临床后果(Flores et al.,Errors of med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ir potential clinical consequences: a comparison of professional versus ad hoc versus no interpreters,Annals of Emergency Medicine,2012)。

主要发现:

在 57 次接诊中共发现 1,884 处口译错误。
所有错误中有 18% 具有潜在的临床后果。
使用接受过 ≥100 小时培训的专业口译员时,具有临床后果的错误率降至 12%。
使用培训不足 100 小时的专业口译员时,这一比率为 22%;使用临时口译员(家庭成员、未经培训的双语员工)时为 20%;完全没有口译员时也是 20%。

从中可以读出两点。第一:由一位听起来流利、但并非受训口译员的双语者做临时口译,在临床后果率上并不比完全没有口译员更好。流利并没有转化为关键部分的准确。第二:只有当口译达到某个明确的培训门槛后,保护作用才会出现——这与 ICAO 4 级的监管模式如出一辙。在这些数据里,不存在“够用”这个类别。要么跨过门槛,要么没有。

同一作者的早期研究已经在初级医疗中显示出同样的规律(Flores et al.,Errors in med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ir potential clinical consequences in pediatric encounters,Pediatrics,2003)。2012 年的研究则对照明确的能力标准对其进行了量化。

为什么这对董事会很重要

董事会不是驾驶舱,也不是急诊科。每分钟的风险更低;后果在数月而不是数秒内到来;代价体现在金钱和声誉上,而不是生命。

但机制是相同的。非母语者在共用的不完美语言中工作,说出听起来流利、但语义内容已经偏移的话语;听者把流利当作准确的信号;偏差在话语发出的那一刻没有被察觉;只有当建立在其上的产物(程序、调度指令、合同条款)被拿到现实中执行,结果与会议室里的人所相信的含义不同时,偏差才会浮现。

航空和医学之所以对董事会有意义,是因为这是仅有的两个领域,运行这一机制的代价被量化了,并且监管者认定其不可接受。它们是检验这一论点的天然实验。

商业中的代价——有数据的部分

商业领域没有像特内里费事故或 Flores 研究那样科学上干净利落的案例。它拥有的是调查数据——自我报告、机制混杂,但规模可观。

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12。 一项针对 51 个国家 500 多名高管的调查——Competing across borders: How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on barriers affect business。 其中的发现包括:

49% 的受访者表示,误解曾阻碍重大的国际交易,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64% 的受访者表示,语言和文化差异使得在陌生市场站稳脚跟变得困难。
67% 的受访者表示,沟通不畅正在干扰他们的国际业务工作。

这笔代价在一桩出口交易中分布在哪些阶段,以及出口部门今天为合作伙伴的语言付出的价格,见 英语负责第一次接触,交易则以合作伙伴的语言进行。

该报告并未把“语言沟通不畅”与“文化沟通不畅”清晰地区分开,但对于报告重大交易失败的那一半受访者而言,成本是真实存在的,即便其中的机制是混合的。商业文献缺少医学那样“有无口译员”的对照比较,也缺少航空那样的监管兜底——但其背后的机制,正是那些更严谨的文献已经确认的机制。

“但在 L2 中工作不是能让人做出更好的决策吗?”

对本文论点最有力的已发表反驳是外语效应(Foreign-Language Effect),由芝加哥大学的 Keysar、Hayakawa 和 An 证明(The Foreign-Language Effect: Thinking in a Foreign Tongue Reduces Decision Biases,Psychological Science,2012)。他们的实验表明,当人们用第二语言思考经典的决策理论问题——框架效应、损失厌恶、亚洲疾病问题——时,与用 L1 思考同样的问题相比,表现出的标准认知偏差更少。后续研究已在多个语言对和决策偏差范式中重复验证了这一效应(另见 Costa et al.,Cognition,2014)。

这是一个真实的发现。那它为什么没有驳倒本文的论点?

有三个原因:

外语效应关乎个人推理,而非多方沟通。 Keysar 等人测量的是一个人独自在头脑中、用 L2 解决问题时会发生什么,没有听者,也没有沟通对象。本文的三种失效模式都是互动的属性——虚假精确、自我审查以及流利与权威的梯度,只有在会议室里不止一个人时才存在。外语效应根本不涉及这个领域。
这一效应作用于情绪/启发式偏差,而不是语义准确性。 其机制是,L2 与问题的框架之间产生了情绪上的距离,于是听者回到更具分析性的(系统 2)处理方式。这对降低损失厌恶有用,但对传递合同条款而不发生语义漂移没有用,而这恰恰是董事会正在做的事。
航空和医疗监管机构已经把这两种效应相互权衡过。 ICAO 和医疗口译领域的文献都知道 L2 推理方面的研究存在。两个领域都没有认定降低偏差的好处值得付出虚假精确的代价。两者都走了相反的路:确定一个能力标准,强制执行,并要求低于该标准的所有人使用口译员或标准化用语。

坦率的总结是:在 L2 中工作,会让您——独自一人、在头脑中——在某些框架任务上稍微更理性一些。但它会让您所在的会议室更难准确地传递信息。外语效应是个人认知的属性;上述三种失效模式是多方沟通的属性。它们不会相互抵消。

为什么“够用”的机器翻译解决不了其中任何一个问题

在英语会议之上叠加一层通用机器翻译,三种失效模式一个也解决不了,在某些配置下反而使它们更糟:

虚假精确会被放大。 “够用”的机器翻译层同样会输出听起来流利的内容,而且是叠加在听起来流利的非母语英语之上。两层未经验证的流利,把说话者的意图与听者的理解隔开了。
自我审查依然存在。 如果会议的工作语言仍是英语,而翻译只服务于听者,说话者仍要付出 L2 的代价。他们仍然会丢掉细微差别。翻译流程忠实地保留了这种损失。
流利与权威的梯度会翻转,但不会被抹平。 调校不佳的翻译层只是把优势转给了手中引擎最强的一方,而不是知道得最多的一方。

解决办法不是“在英语会议之上加翻译”。解决办法是取消这样一种要求:任何参与者都必须使用自己并不完全掌握的语言。这是一种不同的架构选择——也是我们正在朝着努力的方向。

当每位参与者都说自己的母语时,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一结构性变化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

每位参与者都说自己的母语——没有 L2 认知负荷,没有细微差别的丢失,没有自我审查。
每位参与者都以自己的母语听到其他所有参与者的发言,实时,并保留语气。
翻译层是可审计的:源话语、目标话语、各语言的转写稿作为一个整体包导出,各语言对的质量经过测量,并每月基于真实流量公布,而不是作为营销数字空口宣称。

三种失效模式都与同一个要求相关联——会议室里必须有人使用共用的不完美语言。取消这个要求,它们就一并消失。在这个要求之上叠加翻译,则不会。

下一代跨国会议工具,将不得不以这一点为衡量标准。航空监管机构没有接受“每个人的英语都相当不错”作为答案。医疗监管机构也没有。董事会不应成为最后一个这样做的领域。

参考书目

本文的主要来源,大致按使用顺序排列:

关于认知与社会机制

Lev-Ari, S., & Keysar, B. (2010). Why don't we believe non-native speak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6), 1093–1096.
Tenzer, H., Pudelko, M., & Harzing, A.-W. (2014). The impact of language barriers on trust formation in multinational tea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5(5), 508–535.
Hinds, P. J., Neeley, T. B., & Cramton, C. D. (2014). Language as a lightning rod: Power contest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subgroup dynamics in global tea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5(5), 536–561.
Volk, S., Köhler, T., & Pudelko, M. (2014). Brain drain: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foreign language processing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5(7), 862–885.
Neeley, T. (2012). Global Business Speaks English.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eeley, T. (2017). The Language of Global Succes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eysar, B., Hayakawa, S. L., & An, S. G. (2012). The Foreign-Language Effect: Thinking in a Foreign Tongue Reduces Decision Bias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6), 661–668.

航空

ICAO. Manual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CAO Language Proficiency Requirements (Doc 9835).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NTSB. Avianca, The Airline of Colombia, Boeing 707-321B, HK 2016, Fuel Exhaustion, Cove Neck, New York, January 25, 1990 (AAR-91/04).
SKYbrary. Tenerife airport disaster, 1977 — accident case study.

医学

Flores, G., Abreu, M., Barone, C. P., Bachur, R., & Lin, H. (2012). Errors of med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ir potential clinical consequences: a comparison of professional versus ad hoc versus no interpreters. Annals of Emergency Medicine, 60(5), 545–553.
Flores, G., et al. (2003). Errors in med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ir potential clinical consequences in pediatric encounters. Pediatrics, 111(1), 6–14.

商业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2). Competing across borders: How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on barriers affect business. Sponsored by EF Education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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